北京广播电视台记者:
我们的问题提给李桂科医生，您坚守麻风防治事业40多年，是什么信念支撑着您这样坚守？从好医生到好党员再到好书记，从带领村民战胜麻风病，再到脱贫致富奔小康，这一路走来您有怎样的感悟？谢谢。
李桂科:
谢谢提问。麻风病在解放前没有得到治疗，出现的畸形、残疾比较严重，人们对这个病有偏见、歧视，有的地方出现了火烧土埋患者的现象。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麻风病的防治工作，成立了专门的机构来做麻风防治。我作为一名疾控机构的医生，也是一名共产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我入党的初心，这个信念一直鼓励着我。麻风防治事业，就是要做好麻风防治工作，治愈麻风病人，消除歧视、消除偏见、减少残疾，把党和政府的温暖带给每一个人，带领他们过上好日子。
做这个事情，我觉得是一件非常高兴的事情。慢慢地，不知不觉就过了40年，我总觉得我这40年的初心坚守是很幸福的。说我是好医生、好党员，又是好干部，这是党培养的结果。我把山石屏村当作自己的家，我和山石屏村民一起修路架桥、接水接电，建房子、搬新居，帮助老人，我们还去外面旅游，做了很多工作让他们感到很幸福、很温暖。在山石屏村，我们还建了麻风历史博物馆、党性教育基地、医者仁心教育基地，让我们的村民永远记住这个历史，永远感党恩。
我最大的感悟就是，我们洱源县曾经是麻风高流行地区，现在已经消除了麻风病的危害，山石屏村的村民战胜了麻风病，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在麻风事业上取得的伟大成就，也是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具体诠释。在这里我由衷地说一句：“我们永远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谢谢。
海报新闻记者:
我这个问题是问贺星龙医生，您作为一名乡村医生，21年守护28个村里4600余名百姓健康，扎根基层、服务基层，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得到医疗服务。请问您为何会选择成为一名乡村医生，在您看来，近年来乡村医疗有了哪些改善？谢谢。
贺星龙:
谢谢提问，这个要从我小时候说起。我小时候，我们周围村没有一个专业的医生，乡亲们得了病，小病不看，严重了才去70里外的县医院去看。关键是村里乡亲们家庭条件比较困难，我12岁时，我爷爷得了一次重感冒，高烧不退严重了，我爸妈才把我爷爷送到医院，到医院已经出现了呼吸衰竭、心率衰竭，医生说来迟了。不久后我爷爷就离开了我们，这个事对我触动特别大，那时候我就想，长大后能不能当一名医生回到村里给乡亲们看病。96年我考上了卫校，可是通知书上写着学费3000多块钱，当时我妈翻了家里只有302块钱。我们一家人准备放弃的时候，村里人和我妈说，咱娃考上了卫校，你们供不起，大家凑凑钱一起供。我记得过了十来天，我的学费凑了3025块钱。当时我说，我一定要把医术学好，回来给村里乡亲们看病，报答乡亲们对我的恩情。这20多年，我和周围村的老百姓都有感情了，我觉得在哪里当医生并不重要，最主要是看哪里最缺医生。因为我们那块太缺医生，所以我要留下来，给老百姓看病。
以前大中专院校毕业的学生不愿意回农村，这几年村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下一步乡村振兴，未来乡村会更加美丽和谐。习近平总书记对大学生说过一句话，青春是用来奋斗的，将来青春是用来回忆的。我觉得年轻人吃点苦、受点累也无所谓，总书记还嘱托我们年轻干部要在农村走一走、看一看、干一干，应该到最艰难、最贫困的地方去锻炼。我觉得农村是培养和锻炼人才的地方，希望今后一些大中专院校毕业生回到农村，农村太需要医生，特别是全科医生。我觉得社会要更加关注关心乡村医生这个群体。谢谢。
南方都市报记者:
在座几位都是临床一线的医疗工作者，请问一下你们怎么看当前的医患关系？特别是对今后立志从医的年轻后辈有什么样的寄语和建议？谢谢。
张定宇:
我一直在医院工作，也是一名医生，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疫情期间的小故事来谈一谈医患关系。2020年1月中旬的时候，我们当时接到一个通知，要求晚上10点左右清空一个病房。这时候病人都已经睡觉了，我们要把所有的病人唤醒，如果我们没有平时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你是动员不了这些病人来做这个事情的，同时也没有这个热情和信心去做这件事情。当时我们去动员病人，能够出院的就出院，不能出院的，我们安排他到对面的酒店住下来。还有一部分病人，能够出院却不能回家的，我们也把他安排到对面的酒店。还有的病人不能出院，我们就把他们安置到其他的病房。病人都是非常配合的，因为他们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平时很关心他们，和他们有同理心，对他们的治疗都非常上心。医生不仅仅是药物治疗，更多的是同理心。同理心实际上就是刚才张院士说的，最核心的就是要换位思考，要站在他们的角度上去思考事情，如果是这样，我们的工作很容易展开。我们对患者充满了感激，能够建立起良好的关系。我想对致力于医学事业的同学们、同事们、年轻人说，大家要勇敢地投身到祖国的医学事业中来，为人类的健康作出自己的一份贡献。谢谢。
王克荣:
我也想分享一下，其实我个人觉得，现在绝大多数医患关系是挺好的。我个人的经历，因为我是从84年开始到传染病医院，97年开始做艾滋病患者的护理工作，这些年做艾滋病护理工作中，我和很多患者都成了朋友。看着他们的孩子慢慢长大，结婚，生宝宝，也会参加他们孩子的婚礼。我认识时间最长的艾滋病患者，现在已经24年了。刚才在说到医患关系时我在想，我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件事情，最早之前做艾滋病服务的护士相对比较少，当时新发的病人，很多人都有我的联系方式，有一天一个患者给我打电话说，护士长，今天晚上有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您一定要过来。后来我就想，肯定是有病人需要帮忙了，下班以后我就过去了。其实我自己都没有想到，我到他们说的地方，我一推门的一刹那，十几个我帮助过的老病人，他们一起给我唱生日歌。当时这一幕我特别感动，其实我都忘了自己的生日了。这么多年，我为患者做服务，患者也在帮助我，我们也有很多帮助过的患者成为了我们的志愿者，成为了我们的同伴教育员，我的感触真是非常深。
还有一次，我们到一个恶性肿瘤患者家里，为他抽血，因为他病情比较重，当时我们去的时候，他的老妈妈都70多岁了，就跟我说“太感谢你们了，你们是上帝派来的”。我说，“我们不是上帝派来的，我们是共产党派来的”。他妈妈当时就说，“共产党就是上帝，特别感谢你们”。我觉得作为一名基层的党员，作为一名医护工作者，你解决了患者急难愁盼的问题，不仅是自己实现了个人价值，其实对于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促进社会和谐都是促进。我特别希望有些立志从医的青年人坚定你们的信仰，来吧，加油。谢谢。
贺星龙:
说到医患关系，我觉得村里是没有医患关系的，因为我从小在村里长大，村里老百姓是看着我长大的，都是乡里乡亲的，这几年看病，我觉得我和村里老百姓之间有了深厚的感情，觉得村里老百姓离不开我，我也觉得离不开他们。有一户老人把我当成他自己的儿子，我也把他们当成自己的亲人。给患者看病时，要把患者当做自己的亲人，比如在村里的时候，不仅仅是医生和病人的关系，有时候去他们家看病的时候，电视坏了给他修一修，手机不合适了，帮老人调一调，还有他们地里的活儿，作为年轻人，给他们干一干，这样就融洽了医患关系。谢谢。
李桂科:
刚才听了三位医生的发言，非常有感触。因为我在疾控中心搞麻风病，我治疗麻风病，实际是治病、治心、治贫。治心就是做到消除阴影，走入社会。治贫，就是让他过上很好的生活，这样就根本不存在医患矛盾了。我听了这三位医生的介绍，他们身上也照样没有存在医患矛盾，因为他们技术精湛、医德高尚，他们想的是病人，为的是病人，换位思考，怎么会出现医患矛盾？就不会出现了。
所以我们的后辈做这个工作，做一行爱一行，要认真学习、认真钻研，向老一辈学习，在你们身上肯定也不会出医患矛盾。病人和家属会肯定你、爱戴你，你也会做出很好的成绩，你也会成为一个好医生，成为一个最美医生，也会成为人民的英雄。谢谢。
寿小丽:
最后两个问题。
中国日报记者:
我们知道，不久之前武汉又经历了一次疫情的考验。请问张定宇主任，相比去年的武汉保卫战，我们在应对疫情的经验和手段上有了哪些进步？谢谢。
张定宇:
这次疫情应对，武汉有几个“快”：一是应急响应快。我们很快就激活了指挥系统，实行扁平化管理，信息很快就传递到基层。二是流调管控快。通过点线面结合、人物地同防，精准划定封闭区、管控区和防范区，这就很好地切断了传染源。三是监测预警快。有网络直报，有医务人员报告，还有药店药品销售网络报告，多点触发的机制非常好、非常快。四是核酸筛查快。2020年疫情初期，武汉核酸检测能力日最大检测量为单样200人份左右，这次8月3日启动核酸筛查，8月6日就完成了1120多万人的核酸检测，而且全部都有报告、有结果，及时筛出了这些病例。最后是医疗救治快。这些筛出来的病人、诊断的病人都能够很快得到救治，我们成立了湖北省专家组和武汉市专家组，对有重症化趋向的病人进行密切监测。所以，这次的治疗，我们非常有信心，也非常有效。我也相信，通过这次疫情的经验，为后续的疫情防控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谢谢大家。
寿小丽:
定宇院长实际上介绍的也是疫情防控的宝贵经验。最后一个问题。
封面新闻记者:
我的问题想提给张伯礼院士，您长期从事中医药现代化研究工作，从当年担任中医治疗非典总指挥，到后来在武汉的方舱医院使用中医治疗新冠病人，能否谈谈中医药在这些硬仗中发挥了哪些作用？应该如何看待中医与现代科学的关系？未来中医该如何更好地发展？谢谢。
张伯礼:
这个问题是个老问题，讲了很多次了。应该说，在这次抗击疫情当中，按照国务院白皮书、习近平总书记在去年的9月8号表彰大会中都谈到了，我们采用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的方针，成为中国抗疫方案的一个亮点，也成为中医守正创新、传承精华的一次生动实践。
开始我就讲，我去武汉的时候是我一个人去的，连学生也没有带，两手空空，但脑子里面都装着很多历代治疗急性传染病的经验和药物。同时也有2003年抗击非典时具体的救治经验，所以并不是说心里没根。但是对一个新发传染病，心里还是没底，所以我在飞机上填了一首词，其中有一句话，“疫茫伴心悌”，对疫情茫然，心里也是慌慌的。但是中医很关注临床的表现，所以我到那儿要求一定先看病人，所以当时给了我两个定点医院，一个是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一个是武汉市中医医院。当时我看到了一批病人以后，看到他们的证候，心里就有底了，治疗的方案大致也出来了。但是我也在讲，中医是辨证论治的，非常关注证候，所以这次的证候特征是湿毒疫，所以在治疗的时候围绕湿毒这块处方用药。
中药早期介入，全程参与，也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特别是在早期的时候，我们在隔离的阶段，因为那时候病人和未感染的人都混杂在一起，不隔离，交叉感染很重。所以，中央指导组决策严格隔离，严格大排查，把四类人彻底隔离开。但是隔离不给药，一个是延误病情，第二个是增加病人恐慌。所以我就提出给中药，当时几万病人，不可能一下都辨证论治，所以我用“中药漫灌”，用通治方来治疗，因为同一个病毒，相似的临床表现，完全可以用通治方来治。当时湖北有个企业，帮我们做了很多药，并且送到方舱，送到定点医院，送到隔离点，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严格隔离，普遍服用中药，应该说为控制疫情的蔓延作出了重要贡献。
方舱医院的救治，我们采用以中医药为主的中西医结合方法，把轻症和普通型病人拿下来了，方舱取得的一大成绩就是控制轻转重，例如我们进驻的江夏方舱，564位患者，没有一个转重的，出舱以后没有一个复阳的。没有重的，就没有死亡，一个重症病人要花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而一个轻症病人花不到一万块钱。所以我们说，转重率控制也是疫情防控的关键一招。在重症里面我们就是中西医结合救治，西医的循环支持、呼吸支持至关重要，而有些关键的环节，比如肺的呼吸弥散功能受影响，血氧饱和度上不去，病人喘憋，上了呼吸机后，同时加上一些中药，很好地解决了问题。而在康复阶段，我们也是中西医结合，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所以，中医全程参与，在各个阶段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包括在武汉总结的经验，用到全国各地，乃至用到世界各地，都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包括我们跟海外的会诊，给海外的一些处方，也都达到了预想的效果。所以，通过这次抗疫，让大家更加坚定了相信中医药，热爱中医药。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瑰宝，几千年来留下了很多宝贵的经验，值得珍惜。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我们守正创新，一定要传承好的经验，同时还要赋予它时代内涵，要用现代科学解读中医药，诠释它的治病原理，这是我们一直在努力的方向。
回答中医药为什么能治病，它治病能拿出高级别的循证证据，也都是我们在做的。我们现在揭示了中医药为什么能治疗新冠，它主要是调节免疫功能，让免疫适度活化而不过度活化，抑制炎症风暴，不让它转为重症，这是关键的环节。同时，对已经损伤的脏器起到保护作用。当然，现在有的研究也证实了，也有一定的抑杀冠状病毒、阻止病毒复制的作用。所以，它是一个多靶点综合调节的作用。我想，通过这个也揭示了我们坚持走中医药现代化道路，就是要和现代科技结合起来，古老的中医药，它的理念不落后，落后在技术，如何与现代的技术结合起来，推动中医药更好地服务于健康中国建设、造福于中国人民、惠及世界。谢谢大家。
寿小丽:
今天的提问先到这里。今天的见面会，五位代表分享了他们的故事，实际上这也是全国医疗卫生工作者全心全意服务人民健康的一个缩影。我们广大医疗卫生工作者将继续弘扬“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伟大抗疫精神，在各自岗位和领域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健康卫生服务需求，守护全体人民健康，为实现健康中国的战略目标不懈奋斗。
今天的见面会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参与，感谢五位代表。大家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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