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初的劝农诏及农事题材创作

重农桑务耕织是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铸就了灿烂辉煌的农耕文明，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文明的一种精神标识。《吕氏春秋·上农》引后稷之语称“所以务耕织者，以为本教也”，耕织为本的思想渗入到先民的精神深处，崇武尚法的秦在彰显其功德的《琅琊台刻石》里写道“上农除末，黔首是富”。汉初的文景之治吸取秦亡历史经验的同时，更注重从现实层面通过重农手段彰显黄老无为而治的理念，践行农本乃治国理政根基的取向，呈现出鲜明的农本思想底色。重农的政治主张也带动出一批农事题材创作的优秀作家，不仅将笔墨触角伸向更多面向的现实政治，一定程度上丰富古代农耕文明的内涵，也赋予作品以现实关怀的文学功能，为观察汉初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新的视角。

文景之治的重农手段，主要体现在劝农诏的颁布。诏辞本身是一种现实关联性很强的应用文，刘勰《文心雕龙》专设《诏策》篇讨论它的文学价值，反映了中国文学的固有传统和话语体系，应该纳入中国文学史的关注视野。《诏策》云：“皇帝御宇，其言也神。渊嘿黼扆，而响盈四表，唯诏策乎！”意思是说诏书一类的文辞，虽然创作者的范围具有特定的局限性，但却具有深广的影响力。故历代帝王相当注重诏书创作，一流的文人作家也会参与其中，此即《诏策》所称的，“两汉诏诰，职在尚书。王言之大，动入史策，其出如绋，不反若汗。是以淮南有英才，武帝使相如视草；陇右多文士，光武加意于书辞”。诏书创作既反映出统治者的精神意志，从文辞本身而言也是统治者与诏书拟写者之间的一种互动。以文人作家的参与拟写为例，或奉帝命旨意直接进行诏书文辞的创作，或以文学创作的形式呼应诏书文辞，都可视为这种互动性的具体表现。文景之治时期颁布的劝农诏，即呈现出以劝农重本为核心的最高统治意志，与以贾谊、晁错为代表的农事题材创作之间的相互对话图景，挖掘并阐释其蕴含的价值意义与人文思想，不仅丰富了以土地伦理和粮食道德为主要内容的古代农耕文明内涵，也是拓展古代作家作品研究乃至“更新”文学史书写的可行路径。

文帝在位二十三年，相继颁布了五次劝农诏；景帝在位十六年，颁布过一次劝农诏，合计近四十年的文景之治共颁布六次与农事相关的诏书，这还不包括含有振贷、减免田租等具体措施方面的诏书。《汉书·食货志》记载：“汉兴，接秦之弊，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文帝即位，躬修俭节，思安百姓。时民近战国，皆背本趋末。”文帝时期存在的不重视农业生产的重末轻本现象，文景之治期间的全国人口已经基本恢复到战国时期的水平（参见陈业新《儒家生态意识与中国古代环境保护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以及为了抵御匈奴而采取的边境屯军措施，都需要大量的粮食，凸显出粮食安全的重要性。这意味着粮食供应链的稳定，直接关系着国家的长治久安，于是采取劝课农桑、重本抑末及与民生息的政治举措，也促成了文景之治局面的出现，构筑出古代农耕文明与治国理政相互统摄兼容的治理体系。

《文心雕龙·诏策》云：“观文、景以前，诏体浮杂”，指高祖、惠帝的诏书文辞缺乏典雅。至武帝时期的诏书文辞，“选言弘奥”，“文同训典，劝诫渊雅，垂范后代”，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文选》亦收录武帝诏书两篇。文景之治时期的诏书创作是承上启下的一环，就颁布的劝农诏而言，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特点：第一，诏书文辞纲举目张，表现在此六道诏书多以农为天下之本的措辞开篇，接着列明具体举措。例如文帝二年（前178年）正月颁布的《开籍田诏》（题名依据严可均校辑《全汉文》，下同），以“夫农，天下之本也”开篇，举措是“民谪作县官及贷种食未入、入未备者，皆赦之”，意即受到处罚者，及所借贷种子、粮食未交纳或交纳不足者均一律赦免，目的是为农业生产提供充足的劳动力和生产力。同年九月颁布的第二道劝农诏，也以“农，天下之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务本而事末，故生不遂”开篇，举措是“今兹亲率群臣，农以劝之，其赐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通过减免田租鼓励百姓更多地从事农业生产，重本抑末。第二，文辞存在质朴与修饰并重的现象，如景帝后元三年（前141年）劝农诏，云：“农，天下之本也。黄金珠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以为币用，不识其终始。”以“黄金珠玉”作譬喻，表达农本的不可替代性。此种表达方式影响到了之后的诏书创作，如武帝元封五年（前106年）《求贤诏》云：“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驾之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以“奔踶之马”譬喻不拘一格求贤才。第三，诏书文辞呈现模式化创作的特点，如“农……本”的开篇表达方式为后世劝农诏创作提供了可遵循的“模板”（model）。例如，武帝《减内史稻田租挈诏》以“农，天下之本也”开篇，昭帝《减口赋钱诏》是“天下以农桑为本”，宣帝《振贷贫民诏》和成帝《劝农诏》则稍变其辞，分别是“盖闻农者，兴德之本也”，“夫洪范八政，以食为首，斯诚家给刑错之本也”。文辞已开典雅谨饬、讲究譬喻说理之风，文景之治时期的劝农诏是观察汉代诏书创作嬗变的重要文本素材。

重农措施推动了文景之治盛世局面的出现，特别是文帝的重农颇得史家的赞誉，如《汉书·文帝纪赞》云：“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值得注意的是，史家多拈出“玄默”之词赞颂文帝的劝农重本之举，如《汉书·叙传》云：“太宗穆穆，允恭玄默，化民以躬，帅下以德。农不供贡，罪不收孥……我德如风，民应如草，国富刑清，登我汉道。”《刑法志》云：“及孝文即位，躬修玄默，劝趣农桑，减省租赋。”《西域传》云：“遭值文、景玄默，养民五世，天下殷富，财力有余。”又《贾谊传赞》云：“追观孝文玄默躬行以移风俗，谊之所陈略施行矣。”玄默指称的是一种沉静无为的状态。文帝的“玄默”表现在采取一系列重农措施，以农本为先，给百姓以休养生息的政治保障，促进和保持了国家稳定，也创造了实现文景之治的社会条件。它的历史启示在于，一方面植根具体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治国理念呼应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强调不妄为；另一方面则是在现实政治层面通过重农措施缓和阶级矛盾，无为而治又不是不作为，而是顺应民心，以民本筑牢国本。因此，古代的“玄默”思想是有中国特色的治国理念，体现着中华人文精神和政治文明的价值内核与深厚底蕴，其话语内涵值得进一步的挖掘、阐释和弘扬。

汉初劝农诏的颁布和重农思想，与贾谊和晁错的农事题材创作具有一定的互动性。如贾谊创作的《说积贮》，直接促成了文帝《开籍田诏》的颁布，这是文景之治时期的第一道劝农诏书。贾谊开宗明义地指出：“古之治天下，至纤至细也，故其蓄积足恃。今背本而趋末，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今驱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贾谊以“积贮”之词概括农业生产和粮食储备的重要性，是描述粮食安全的有中国风格的话语。此外还指出了农业与其他各产业的本末关系，强调以农为本，“以末予民，民大贫；以本予民，民大富”（《新书·瑰玮》），并曾指斥“农事弃捐”“采铜日繁”所导致的“奸钱日多，五谷不为多”的现象（《谏除盗铸钱令使民放铸》）。应该说这些都与文帝所颁劝农诏的旨意是相一致的，显然受到了贾谊重农主张的影响。《汉书·食货志》明确记载说文帝“感谊言”，开始籍田和躬耕以劝百姓。

贾谊同时结合汉初的实际情况进一步论述农本的重要性，写道：“汉之为汉，几四十年矣。公私之积，犹可哀痛，失时不雨，民且狼顾，岁恶不入，请卖爵子。既闻耳矣，安有为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惊者？”这是针对粮食安全与社会矛盾之间的关系而立论。贾谊在《陈政事疏》里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称：“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饥，不可得也。饥寒切于民之肌肤，欲其亡为奸邪，不可得也，国已屈矣。”《说积贮》还写道：“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国胡以相恤？卒然边境有急，数千百万之众，国何以馈之？”这是针对守边军士需用粮食而论。贾谊考虑问题很全面，政治、经济和军事等重要方面都有所体认，最后总结粮食的重要性，称：“苟粟多而财有余，何为而不成？以攻则取，以守则固，以战则胜，怀敌附远，何招而不至？”这都看出贾谊的农事题材创作有着强烈的经世致用的色彩，他不想做躲在书斋里的刀笔吏，而是努力把自己的学问和学识倾泻在汉代的土地和人民上。

晁错是另一位影响文帝重农思想的文人，与贾谊比起来，他的重农主张或措施更具体实用，诚如鲁迅《汉文学史纲要》所评价的那样，“谊尤有文采，而沉实则稍逊”。如《言守边备塞务农力本当世急务二事》提出守边士卒屯垦和徙民守边屯垦的主张，既可以防备匈奴的侵扰，更重要的是解决边境戍卒的粮食需求问题，他写道：“今远方之卒守塞，一岁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选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备之……以陛下之时，徙民实边，使远方无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系虏之患，利施后世，名称圣明，其与秦之行怨民，相去远矣。”晁错还提出贵粟的主张，称：“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论贵粟疏》），具体实施起来就是农民可凭缴纳粮食的等差而给予相应的爵位，或者免除罪罚，目的是劝农种粮。晁错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解决边境军事粮食需求，看来这是汉初的棘手问题，称：“使天下入粟于边，以授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文帝采纳了晁错的谏言，令民入粟于边，爵位以多少级数为标准。晁错还撰有《复奏勿收农民租》，进一步阐述贵粟授爵的主张，同时也强调适当免除租赋以缓解农民负担，写道：“陛下幸使天下入粟塞下以拜爵，甚大惠也……足支一岁以上，可时赦勿收农民租。如此，德泽加于万民，民俞劝农。时有军役，若遭水旱，民不困乏，天下安宁，岁熟且美，则民大富乐矣。”文帝所下的减免租赋的劝农诏，与晁错的主张是相承的。当然晁错贵粟主张也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那就是未触及封建土地所有制的问题，但仍然闪烁着可贵的农本思想，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晁错的《论贵粟疏》除是考量汉初农本思想的重要文献外，还是一篇感情真挚、质朴简练的散文名作。如所写的这样一段话：

“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臧，伐薪樵，治官府，给繇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虐赋，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具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农夫之苦，有仟伯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敖，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

此文读来不免令人感慨流涕，屈原《离骚》说“长叹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晁错可以说是继屈原之后再次书写出哀民多艰的心声。鲁迅说贾谊较晁错更有文采，实际晁错所写该篇疏作亦颇具文采，不让于谊作。首先句式多变，给人一种节奏跳跃感，涤除了公文那种沉闷板滞的文风。如“春耕夏耘，秋获冬臧，伐薪樵，治官府，给繇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亡日休息”，三字、四字和六字句叠复使用，用词亦简洁明快。其次用词形象生动，表现为形容词而名词化的特征。如“千里游敖，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里的“乘坚策肥”四字，写出了不务农耕之人的奢靡，是对不平等的一种无声的控诉。最后是使用对比句式，营造出爱憎分明的情感表达。如“当具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晁错和贾谊都胸怀国家和人民，自觉践行“士以弘道”的传统儒家精神，他们的农事题材创作不但应该进入文学史的书写，也是提炼和萃取古代农本思想的一手文献，更是构建古代农耕文明史学术体系、彰显中华农耕文明精神标识的基本内容。

以文学史的书写为例，文、景二帝的劝农诏以及贾谊、晁错二人的农事题材创作，确实也影响到了汉代的文学表达。约而言之，盖有三端，一是辞赋创作里劝谏畋猎的书写，明显是农本思想在辞赋文学里的呈现，如孔臧的《谏格虎赋》写道：“今君荒于游猎，莫恤国政，驱民入山林，格虎于其廷，妨害农业，残夭民命，国政其必乱”。二是汉代的赋学批评观也隐然与农本思想相关联，重农强调的是农与其它各业的本末关系。辞赋创作要求“曲终而奏雅”，就是一种本末关系。另外扬雄的“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法言·吾子》），区别赋作高低优劣本质上也是本末关系的反映。三是汉代文章质实风格的形成，汉初贾谊和晁错的农事题材创作起到了一定的影响作用，鲁迅就评价二人的政论文创作，“皆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汉文学史纲要》）。研究汉代的文学，还是应该多对政论性的散文给予关注，它们未必能够给予文辞层面的藻丽华腴的美感，但却如同黄钟大吕般起到振聋发聩的效果，展现出了文学的另一种风景。

中华农耕文明传统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不仅呼应着亘古绵远的“民以食为天”的永恒主题，农耕文明传统下的农事文辞及相关创作，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与脉的体现，值得认真细读和研究。

（作者：刘明，系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馆员、中国社科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