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鼠疫危机、不平等打压，20世纪初的香港东华医院如何坚守中医？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随着大量人口涌入香港，各类传染病如鼠疫等亦不时出现。传染病的流行为东华医院带来严峻的挑战，加之港英政府对以东华医院为首的中医团体进行不平等打压，东华医院不得不面临新的改革。东华医院在艰难时日中仍坚持为在港华人提供中医药服务，拳拳之心，由此可鉴。

鼠疫危机与西医引入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这一年香港暴发鼠疫，这是开埠以来面临最大的一次生存挑战。起初，疫病在二月时暴发于广州，但港英政府并没有足够重视，东华医院主席刘渭川曾向政府提出需要采取措施，但未得到理会。

同年五月，香港发现首例鼠疫死亡案例，此病从感染到死亡大致三天，初期病症为“乍寒乍热”，似与感冒相近，翌日恶化，出现“手足发僵、身体多处红肿疼痛”，最终导致破裂流脓血，至第三日便死亡。然而，由于前期政府对疫情的漠视，鼠疫已在香港迅速蔓延。港府便在维多利亚港设医疗船“海亚珍”号为患者隔离治疗。起初，东华医院的中医师仍会登船诊治，但后期中西医间分歧越来越大，中医师便不再登上“海亚珍”号。

负责香港防疫的英国人劳森对中医服务排挤，政府在情急之下仍更倾向于信赖西医。东华医院在此次鼠疫的“中西交锋”中落于下风，中医团队在港发言权也被严重削弱。

在西医话语霸权的社会空间里，控制鼠疫传播不力的矛头指向了东华医院，对中医抨击的言论此起彼伏，政府开始考虑对东华医院进行西医引入和改造，对疾病和死因进行统计登记，以检测和预防传染病的传播。经过殖民政府与东华医院董事局的多次商论，最终以任命华人钟敬虞为驻院西医作为结局。

中西医共存的医疗空间

随着西医入驻东华医院，西医对中医医疗空间的挤占日益加重，如在具体运作中东华医院被要求设立收症房，由西医来进行预先诊断；此外，某些关乎公卫安全的特定疾病也被规定由西医治疗。同时，随着人口的迅速增长，东华医院面临着扩张与合并的问题。在西医的挤占与医院的扩展并行发展的形势下，东华医院在夹缝中极力维持中西医共存的局面。

1911年，《1911东华医院扩展法例》颁布，政府划拨油麻地一处地皮建立医院，并命名为广华医院。新建的广华主要以服务华人为主，开幕当日，创院总理赠送对联曰：“悯苍黎火热水深唤我国魂起四百兆同胞痼疾；合中外良医妙药仗君佛手拯二十纪世界沉痾。”读来感人肺腑，足以显示医院对同胞的深切之情。医院采取中西医并行的机制，亦有赠中医施西药的慈善服务。1922年，一位匿名女性向医院捐赠50580港元，要求医院增设中医诊所，医院董事局以善款为中药基金建立了中医诊所，提供赠中医施中药的服务。

1921年，香港东区唯一一所由华人筹建的集善医院因经营不善而请求东华医院接管，至1925年得到批允后命名为东华东院并迁址到铜锣湾，最终于1929年正式落成。至此，东华医院扩展为东华医院、广华医院、东华东院三院，统一合称“东华三院”。新落成的东华东院采用西式建筑并以西医医疗制度为主导，院内中西医薪酬极不平等，西医月酬金高达150港币，而中医月酬金仅为65港币。学者谢永光在《香港中医药史话》中指出，中西医不平等待遇的现象反映出当局有意淡化东华作为本地最具规模中医院的态度。

乱世岁月里的中医坚守

经历一系列改革，原本以中医主导的东华医院已逐渐成为西医医疗实践与西医文化传播的空间。然而，港英政府的强势介入并不意味着东华医院董事局心甘情愿就此把心血拱手相让，在医疗空间被压缩的困境下，东华仍坚持以中医为民诊治、无私施药。

据资料记载，直至20世纪上半叶，东华三院的中医门诊就诊数量仍高于西医门诊。如东华医院在1903~1938年，西医门诊比例长期处于20%以下，广华医院的同期西医门诊比例为8%~40%，东华东院的西医门诊比例则处于13%~37%之间（以上数据参见学者杨祥银相关论文统计）。可见，东华三院门诊仍以中医为主，也反映了当地华人仍然倾向信赖中医的医疗习惯。20世纪30年代末期，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香港周边地区沦陷，大批难民涌入香港，这对东华三院而言又是一次严峻的挑战。战争中的难民被极度的贫穷与饥饿裹挟，长期营养不良导致身患疾病。同时，日军截断了内地与香港之间的贸易，导致药材价格不断攀升。面对药材的紧缺，时任东华三院主席李耀祥发动在院中医师合编《备用药方汇选》，并将药方预制成粉末，简化诊治流程，以应对大量的患者。如此，诊治时只要将患者进行分类，按照编著的药方选取预制粉末，患者遵医嘱吞服即可。这一措举极大缓解了战时状态下中医医疗供给不足的紧张态势。

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东华医院，已由十九世纪时纯粹的中医院转型、扩张为中西医结合医院。在面对不平等西化改革、战时紧张局势等冲击时，东华医者仍不忘初衷，担当着对华人同胞的责任，坚守着中医人的济世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