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家思想家蔡尚思的治学之道

老来读书“亦是一大幸福”

——史学家思想家蔡尚思的治学之道

蔡尚思（1905—2008年），福建德化人，号中睿，著名史学家、思想家。曾任上海大夏大学讲师，复旦大学、沪江大学、光华大学教授，沪江大学、复旦大学副校长。百岁人生，著作等身，出版有《蔡尚思文集》《蔡尚思全集》（八册）等，后者收录专著20余部，代表性学术文章200余篇，共计400多万字。在这许多专著中，究竟什么是蔡尚思的代表作，他曾写道：若以两部计，则为《中国思想研究法》和《中国礼教思想史》；若以五部计，则另加《王船山思想体系》《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论》《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史论》。蔡尚思曾将其一生的学术生涯，总结为两句话：“从苦中来，唯民是尊。终难毕业，永葆青春。”

若不掌握全部资料绝不轻易下笔

蔡尚思一生酷爱读书，与书籍结下了不解之缘。幼少年时期，他就在乡下私塾背诵了《三字经》《四书》《孝经》等。后去永春，开始读经部《易》《书》《诗》《礼记》等，史部《史记》《汉书》等，子部《墨子》《老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等，以及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曾巩、“三苏”等名家的集部著作，还有唐诗、宋词等集著，打下了深厚的治学基础。这种好读书的习惯，蔡尚思一直保持到老。耄耋之年，他仍然手不释卷，每造府拜访，只见他正襟危坐，目不旁视，苦读不倦。桌子上、板凳上、地板上以至楼梯旁，都堆满了各类书籍，身无立足之地。蔡尚思对学人及后学亦多有苦读的要求：或称赞，“这个人还是读了几本书的”；或曰，“此人不读书，尚空谈”。他在自传中提到：老来读书“亦是一大幸福也”。

由于经常读书，蔡尚思自然而然地形成一种“竭泽而渔”的学习方法。每研究一个课题、写一篇文章，若不掌握全部资料绝不轻易下笔、妄下结论。正如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在《王船山思想体系》一书序言中所说：“别人往往只看过船山著作的一部分，遽尔发为议论，而此书作者则是把将近五百万字的《船山遗书》从头到尾通读了一遍，分类摘出原始资料后才根据这些资料进行分析研究，从而得出结论，写成这部书的。”蔡尚思的多数著作都是采用这种方法完成的。1934年至1935年，他在南京龙蟠里国学图书馆住读，日夜苦学，遍读该馆手批《图书总目》集部五大册中从汉代到民初除诗词赋曲以外的全部前人文集，摘出资料达200多万字。当时任馆长的史学家柳诒徵叹曰：“如此苦读集部，前无古人，后亦恐无来者。”其产生的成果，即为《中国思想研究法》。1988年至1989年，他在复旦大学图书馆走读，补充搜集礼教思想资料。其产生的成果，即为《中国礼教思想史》。

“创天下之所无，反对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 

蔡尚思常言：“治学意志坚，自甘做异端。”在学术研究中，他总是直陈己见，不人云亦云、不迷信前人，不害怕孤立、不随风使舵，对问题有锲而不舍的探索精神。他在书房挂有一帧自勉条幅，为袁枚语：“创天下之所无，反对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

《中国思想研究法》动笔于1934年，脱稿于1937年，1939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一年之内再版4次。柳诒徵评价：“其博贯独到处，语语石破天惊，洵为并时无两之巨著。”史学家顾颉刚在为此书的序中也表示：“要之，其学也博，其思也慎，其辩也明，其行也笃，凡昔人叹为大难者，君并有焉。”此书出版时，还有蔡元培、蒋维乔、陈中凡等许多名家作序，在学界影响深远。蔡尚思研究思想史而搜罗资料，偏重于集部，并纠正了历代史书中众多史实错误，故能成此巨著，此为《中国思想研究法》对中国学术思想界的一大贡献。

礼教思想统治和影响中华民族2000余年，但当时的相关探讨著述却寥若星辰。蔡尚思著《中国礼教思想史》的出版，是其一生心血的结晶。此书内容论述以人物为主，基本上一人一节，收入各方代表人物160余人。其规模之宏大、资料之详尽、观点之独到，为有关著作之罕见。故它与《中国思想研究法》可称之为“姐妹篇”，填补了中国礼教思想领域的研究空白。

以时代为导向开展学术研究

蔡尚思在自传中曾说：“我的学术思想同这个大时代的关系是分不开的。”这个论断，完全符合辩证唯物论，符合他自身学术思想的发展规律。

任何文章著述都受历史制约，留有时代、个人的烙印。蔡尚思始终坚持对封建旧传统思想持批评态度，这也有时代的、个人的原因。民国初年，以陈独秀为“总司令”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李大钊提出孔子主义就是纲常名教；鲁迅的《狂人日记》控诉封建道德“吃人”的本质；吴虞发表了《吃人与礼教》一文。蔡尚思始终关注国家兴亡，在此后的一段时期，他出版了《中国传统思想总批判》（正补编）等著作，矛头直指蒋介石、戴季陶国民党当局发动的“尊孔读经”运动。同时，他还以进步教授的身份，发起爱国学术团体，应援全国的民主解放运动。他和张志让、沈体兰、周予同组织领导的上海大学民主教授联谊会（简称“大教联”，党的外围组织）活动，成为上海民主运动的一面旗帜，密切配合着中国共产党的解放战争。

据笔者为其编的《著述系年》记载，蔡尚思的诸多学术研究成果是在改革开放后，尤其是1988年从复旦大学副校长岗位退休后取得的。其间，他发表的《解放思想 开展争鸣》《历史学科研究应有大的突破》《蔡元培改革北大的历史经验》等文章达百余篇，也无不是在特定时代背景下与时俱进所产生的学术成果。

做学问有六个要不得

除采用“竭泽而渔”式搜集资料的治学方法外，蔡尚思还结合本人学术研究经历，现身说法，向笔者等学人传授治学经验。

1983年，蔡尚思在《高教战线》第8期上专门发表了《做学问的六个要不得》一文。在具体解释“六个要不得”时，他这样写道：“在民国时代，妇女的足有小足（即缠足）、放足（缠后再补）与天足的不同，我们做学问，也可作如是观。”他反对六种做学问的方式，其中，“小足式的做学问”是指做学问缺乏博大的基础，只是孤立地研究问题。“瞎子式的做学问”，即是对只知间接读书而不直接读书者一味盲从、迷信权威学者的形象化比喻。关于“顶峰式的做学问”，他认为“高峰再高也有顶点，人们做学问却没有顶点，也不应该有什么顶点。“市面行情式的做学问”，指做学问时投机取巧、迎合迁就的不良风气。“隐恶扬善式的做学问”，指做学问、写史书、当新闻记者的报喜不报忧。最后一种“述而不作式的做学问”，即后人对前人的文化遗产不加批判地全盘继承，对此，他强调正确的态度必须是有批判地继承，且在继承之后还必须有新的创造与增益，即应当“述而又作”，在述古的基础上有所创作，代代人人如此，才能有进化史、发展史之可言。